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鋒利的刀
(1)
最近六個月我都不太會看時鐘,除了偶然要開幾個會要較好鬧鐘外。1號列車的聲音大概是凌晨五點左右,電話不再有乒鈴嘭唥的訊號是大概十二點,中午會突然有一陣乾衣機的香精味從窗邊攻入,訊息再響起是大概七點,香港和紐約的時差因著冬令時間相隔十三小時。再過好幾天,年份又跳一格,離家的日子感覺又再長一點。儘管相比起疫情或要在假期裏埋頭苦幹的朋輩,其實我只要抵住機票的昂貴,行李不用打包就可以立即回去,算不上是鄉愁,相比下大概飛去再回來的失落於我只會換來更多混沌,如非必要還是好好習慣那些無法隨便打給朋友的彆扭,雖說別人海外求學總希望跟各地的人相遇,但即使每個同學和指導老師也無比溫暖,偶然好些支支吾吾,無言以對的情況,除了言語需要翻譯,原來相處的節奏也會有好些翻譯的困難。
除了香港的那個小小的盒子外,在倫敦和紐約睡覺的地方,我都會稱為住處。住處裏沒有什麼特別,倫敦那邊有房東預先準備的基本設備,例如好比新年煙花更紅的地氈,還有三張鮮艷奪目的噴墨油畫,第一天進駐其中一張就「劈啪」的掉了下來。每一件高飽和顏色的物件都被我放進儲物房的深深處,唯獨那棗紅色的大窗簾,每天看著陽光照射進來都帶著一點不中不西的違和。不過,和之後紐約的住處一樣,所有礙眼和不適都會有一個限期。例如口中咀嚼的各種極鹹與過甜的物體,或者門口保安把每一張印著亞洲面孔的住客證件都咬牙切齒的當作是我一樣,伴隨各種光怪陸離的節日慶典,種種荒誕不適都是一罐又一罐的菠蘿罐頭,我倒是第一次如此實在地一直為某日倒數。H說只要把自己當作人生遊戲中的一個非玩家角色(NPC),周遭的一切都會變得不以為然。
「這就是紐約地鐵。」一位女士拍拍我的肩膊笑著說,眼神看著前方的椅子,光滑的橘色表面上有一抹半氧化的血。坐在旁邊的老伯一面嫌棄,在口袋取出紙巾確定血跡已經乾涸,沒有沾污到他咖啡色的大衣。「這是紐約。」在這邊六個月,我還未想要透過比較痛楚取得歡愉,印度阿姨在我剛到埗時念我是個一直在大城市中生活的人,相比起印度的小孩離鄉別井,憑甚麼想家。一邊廂的黑人阿哥讚我反應有效率,可以做個美國人,另一邊卻無緣無故地在街邊被罵了句「清沖」,白人阿姨問我時間後怪責我的口音混雜著英國腔。有天R像是明知故問地叫我猜他從哪裏來,他說他來自一個「I」開頭的國家,我把一大堆地方名都說出來了,他笑說有這麼難猜嗎,我說反正我們都從外星來,你的地理位置或許比較遠一點,但都沒差。
人來人往的地下鐵裏總有幾個人被壓縮得猶如透明,即使他們的身體一直散發著強烈的阿摩尼亞,一直在沒有陽光的隧道裏徘徊,嚷著需要幫忙的地方。我討厭自己刻意避開他們,有天以為幫小哥在士多補個晚餐的幾分錢就足以證明自己並沒有畏首畏尾,直到後來在地下鐵廁所遇上姐姐問起我時間,聽著她喃喃自語,在門後脫了褲子的我開始害怕廁所其實是姐姐的領土,洗手又生怕水會彈到她在盤邊的牙刷,我並不理解自己為什麼要放大這些恐懼,或者是那些街上理所當然的冷眼,又或者居民證件相上我確實沒有一個實在的緊急聯絡人。C說即使他是個白人男子,他爸在他去唸學士的時候也說了好些要注意的「社交邊界」。他叫我試着把紐約想像成一個好多世界的交叉點,或許這樣會過得比較輕鬆。
究竟要融入哪種生活,又要在哪些地方把自己拉遠一點,反正每次在這邊點一杯咖啡,我都會有種莫名奇妙的愧疚感。我沒有地下鐵般那些創作者般自律,也沒有在工作坊遇上那些在紐約讀藝術的學生般肯定自身與創作的關係。年多前我總跟朋友希望可以以身在異鄉的狀態觀察香港,慢慢把自己各種的理所當然打開,可是在打開的同時,我不太清楚這種苛刻是否自討苦吃。某次遇到一位選片人問台下的聽眾有沒有想過自己以後也不要回到自己的故鄉,她因為香港現時的審查不再想要回去,同台的藝術家也說不想要回去台灣,即使她剛播放完的作品圍繞著原著民與下一輩的身份衝突。那一剎,甚或至此刻,我仍不太能理解這種一邊主動把自己歷史推開,另一邊卻在嘴邊掛著「審查」、「散離」或「後殖民」等關鍵詞的行為。或者我不忍聽著香港被壓扁到只得在這種情況下被提起,但又或如Z說,要別人記起,就可能得要扣上幾個關鍵詞。我也是得要接受別人實在沒有必要花太多時間去了解一個遠在他方的島,更何況島上的現況,我也會逐漸變得不清不楚。S說他都只會拍香港,即使身處外地好一段時間。F說這是她在這地第二十年了,倒是這一年才終於覺得自己可以開始說在這邊的故事。K跟我說,在一個新的地方生活,就把自己的歲數都從頭計起,我現在是一歲,有幾個朋友,會隨處玩。
(待續)